非洲：对于图中正带领着一支探险队穿越非洲中部阿格鲁三角森林的环保人士迈克尔·费伊来说，到野外探险的冲动与帮忙拯救它的愿望是密不可分的。他徒步3200公里带来的结果是：加蓬在2002年建立了13座国家公园。

南美洲：当第一批人类在1.2万年前来到巴塔哥尼亚，这些伫立在智利百内国家公园的花岗岩塔峰看起来一定是荒凉的、令人敬畏的，它标志着走出非洲大迁移的最远一处站点。那些把我们的祖先送到天涯海角的躁动，今天继续驱使新时代的探险家进入未知领域。

1769年冬天，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船长在其首次穿太平洋航行的初期，收到了波利尼西亚一位名叫图帕亚的神父送给他的神奇礼物——一张地图，那是欧洲人看到的第一张标出南太平洋所有主要岛屿的地图。有人说图帕亚根据记忆在纸上为库克船长把地图画了下来，但也有人说他只是用语言进行了描述。与此前欧洲人拥有的其他地图相比，这张地图使得库克船长对于南太平洋有了更为完整的认识。它标出了从马克萨斯群岛向西到斐济大约5000平方公里范围内所有主要的岛群。它符合库克一路所见，也向他展现出大量他尚未看到的地方。

在塔希提岛的时候，库克在“奋进号”上为图帕亚安排了一个铺位。之后没多久，这位波利尼西亚人就在库克的船员面前露了一手，他没用罗盘、海图、时钟或者定向仪，就把船带到了塔希提岛以南约500公里、库克从未听说过的一座岛屿。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时间里，他又指引奋进号在群岛间穿行，令水手们称奇的是，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无论阴天还是晴天，任何时候问他塔希提岛在哪儿，他都能指出准确的方位。

在欧洲的探险家中，没有谁像库克那样明白图帕亚的这些能力究竟意味着什么：散布在南太平洋的那些岛民属于同一个民族，很多年前——很有可能是在不列颠岛这个概念出现之前，他们没有借助任何在库克看来是必不可少的航海工具，就在这片广袤的海域探险、定居、绘制地图，此后，地图就留在了他们的脑袋里。

库克探险结束两个世纪之后，全球的遗传学家通力合作，分析了现代人类迁徙的DNA轨迹，他们的发现证实了库克船长的看法：图帕亚的祖先2300年前就已经在太平洋定居。他们穿越太平洋的东进之旅始于非洲，时间还要再往前推5万年到7万年。库克的探险之旅是他的祖先们发起的西进运动的延续，他们离开非洲的时间与图帕亚的祖先大致相当。库克和图帕亚的相遇，把始于数万年前祖辈们的探索轨迹衔接起来。

又过了十年，库克在与夏威夷人之间一次小规模的流血冲突中丧生。有人说，他的死标志着西方历史学家们所谓的“探险时代”的终结。不过，人类的探索并未因此而结束。我们继续痴迷于填补地图上的空白，抵达了最远的极地、最高的山峰、最深的海沟，行至地球的每个角落，然后又进入太空。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以及几家私人企业一道，还准备把人类送上火星。一些幻想家甚至提出要发射一艘宇宙飞船去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

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迈克尔·巴勒特是其中一名希望能够登上火星的人，他同时也是一名医生、潜水者和喷气机飞行员，有着40年的航海经验，做了12年的宇航员。巴勒特认为，自己的探索是库克和图帕亚太平洋之旅的延续。

“我们正做着他们曾经做过的事情，”他说，“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一个社会研发出一项赋予人们新能力的技术，无论它是食物的保存和搬运技术，还是造船或者火箭发射技术，然后，你就会发现人们走出去的热情高涨起来，风险再大也在所不惜。”

并非所有人都渴望搭乘火箭或者在浩瀚的大海上航行。不过，作为一个生物物种，我们有着足够的好奇心，有着足够的求知欲，所以会支持那样的旅行，为旅行者平安归来而雀跃。没错，我们进行探索是为了找到一个更适宜生活的地方，或者获得更大的疆域，或者为了发一笔财。不过，我们也有那种仅以发现为目的的探索行为。

“没有其他的哺乳动物像我们这样爱跑来跑去，”位于德国莱比锡的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利用遗传学研究人类起源的斯万特·帕博如此说道，“我们越过边界，我们设法进入新的领域，虽然在原来的地方并不缺乏各种资源。而其他的动物就不会这么做。其他的人种也是跟动物一样。尼安德特人存在了十几万年，但他们从来没有扩散至整个世界。不过5万年的工夫，我们就占据了整个地球。这是一种狂热。出海航行时，你并不知道大海的另一侧有什么东西。现在我们开始向火星进发。人类的脚步永不停止。这是为什么？”

帕博以及其他思索着这个问题的科学家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探险家，他们在不断探索新的领域。对于那些希望找到人类行为动机的人来说，我们的探索冲动是一个极为诱人的领域，这种“疯狂”究竞因何而来？

如果探索的冲动与生俱来，那么它的根源可能位于我们的基因组里面。事实上，在相关的讨论中，经常会提到一种基因变体——一个名叫DRD4的基因出现了变异，该基因有助于控制多巴胺，这种化学物质是存在于大脑中的信息传递者，在学习和奖赏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研究人员多次发现这种名叫DRD4-7R的变体与好奇心和躁动有关，约20%的人携带这种基因。许多研究都发现，7R令人更爱胃险，爱探寻新的地方、新的想法、新的食物、新的恋爱关系、新的毒品或者乱性的机会。总的来说它让人乐于活动、改变和冒险。

最有意思的是，有几项研究在7R与人类的迁徙中找到了联系。对这种联系首次进行大规模遗传学研究是在1999年，由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陈传升主持。该研究发现，与定居文明相比，7R在现代的各种迁移文明中更为常见。2011年有一场规模更大、统计更为严格的研究，其结果支持前述结论。该研究发现，在那些祖先离开非洲之后迁徙距离更长的人口中，7R的出现频率超出一般水平。这两项研究都支持一个观点，那就是游牧生活方式更倾向于选择7R变体。

在非洲的阿里尔族人中，若是生活在游牧状态下，带有7R变体的人往往会比不带有7R变体的人更强壮，这或许反映出对于游牧生活更好的适应性。不过，携带7R的人如果定居下来，他们往往会营养不佳。与多种基因和遗传特征一样，变体的价值恐怕得取决于环境。一个停不下来的人，在一个变幻无常的环境里可能越活越滋润，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反而失去了活力；那些不安分的基因也是这样。

那么，7R是否就像有人说的那样，是探险家基因或者说冒险基因呢？耶鲁大学进化及种群遗传学家肯尼思·基德认为，这种说法夸大了7R的作用。在这方面，基德拥有特别的权威，因为20年前，7R就是他与别人一起发现的。与其他持怀疑态度的人一样，他也认为许多研究把爱探索的品质联系在—起，实为研究方法有误或者数据分析有缺陷所致，他还补充说，有大量实验的结论与那些支持把7R与这些品质联系到一起的实验结果相左。

“你不能把人类探索这种极其复杂的事情，归结到某一个基因身上，”他大笑着说道，“遗传学不是这样搞的”。

基德认为，倒是需要考虑各基因群如何为这样的行为打下了基础。在这一点上，他和绝大多数的7R支持者都同意：不管7R在推进不安分行为方面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没有一个基因或者一组基因令我们天生就爱去探索。很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不同的基因群与不同的性格有关，有些为我们的探索行为提供可能，还有一些，其中很可能就包括7R，则是起到敦促的作用。简而言之，我们应当考虑的不仅是探索的愿望.还有探索的能力；不仅要思考究竞为何探索，还要思考该如何探索，在把想法付诸行动之前，你需要具备能够使探索成为可能的工具或者品格。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基德的办公室楼下一层就能找到研究这些工具的人——遗传学家吉姆·努南。他的研究重点放在与两个关键系统的创立相关的基因上，这两个系统就是我们的四肢和大脑。“如果你非要归根结底的话，我会说我们的探索能力来自我研究的那两个系统。”

努南说，造就了人类四肢和大脑的基因，与造就其他人科动物和类人猿四肢及大脑的基因基本相似。每个物种的四肢和大脑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为由发育基因主导的这些建设项目的起始和停止时间不同。在人类身上，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可以长距离行走的腿和髋部，灵巧的双手，还有比双手更聪明的大脑——虽然发育缓慢，但体积比其他类人猿的大脑体积要大将多。这三种特征把我们与其他类人猿和人科动物区分开来。

努南表示，这些差异合力孕育出特別适合创造出探险家的一系列特征。我们有强大的活动能力，超群的灵活性，“以及最重要的一条是，大脑富于想象力”。

“比如说一件工具，”努南说，“如果你很会使用它，又有想象力，那么你就会想出更多的用途。”当你想出这工具的更多用法时，你就能想象出更多它能帮你实现的目的。

这样一种环形反馈机制，造就了伟大的英国——爱尔兰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当他与船员1916年闲在象海豹岛时，这种机制救了他的命。当时，极地冰幢坏了他们的船，最近的人烟在1300公里之外，沙克尔顿和27名精疲力竭的船员只剩下不多的一点食物以及三艘扁舟，他想到用一段惊天航程来解困。他们用几件最基本的工具改装了7米长的救生艇，用于执行一个远远超出其使命的荒诞计划；他把航海工具搜集起来，带着5名船员，开始了一段几乎无人敢想的旅程，他抵达了南乔治亚岛，然后又返回象海豹岛，救出了留守在那里的船员。

努南说，沙克尔顿的冒险清楚地表明，灵活性和想象力的相互作用从一开始就在驱使人类前进和探索：当我们通过想象力来调节灵活性时，就创造出进化过程中倾向于这两种特征的诸多优势。

努南拿出了我们的大脑和聪明的双手为想象力拓展空间的好例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儿童发育心理学家艾莉森·戈普尼克说，人类还拥有一样提升想象力的优势，不过该优势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在漫长的童年，我们一方面可以将探索的冲动付诸操练，一方面仍然有父母可以依赖，与大猩猩和黑猩猩相比，我们的断奶期要早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之后经过漫长的幼年时期才进入青春期。尼安德特人留下的牙齿化石表明，他们的生长速度也比我们快，因此，我们人类拥有一段无可比拟的受到保护的玩耍 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习得探索行为所带来的种种好处。

戈普尼克表示，许多动物都会玩耍，然而，其他动物玩耍主要是为了练习基本技能，比如打架和捕猎，而儿童的玩耍则是通过带有人为规定的假设情景来验证假设。我能垒一座跟我—般高的积木塔吗？如果我们把自行车坡道抬高会怎么样？如果我是老师，我哥哥是学生，这过家家的游戏又该如何玩？通过这些玩耍，实际上是把孩子们变成了探险者，接触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情境。

戈普尼克指出，随着年龄变大，我们慢慢就不再这么玩了，而是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寻找新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因循守旧。在童年阶段，为了探索，我们建立起大脑的神经网络和认知机制；如果成年之后仍然保持这种敏感的话，早年所做的练习使得我们可以识别出一些值得我们改变策略的情境。或许真有西北航道？坐狗拉雪橇去极地可能会更容易些？也许，只是说也许，我们可以从“空中吊车”降下缆绳将探测器放到火星上。（好奇号火星探测器便是用这种方式着陆。）

“我们将这种质疑和设想新情境的能力延续下去。”戈普尼克说道，而那些对手边的各种可能性兴致盎然的人，都是探险家，比如库克船长和图帕亚，又比如萨莉·赖德（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美国女性）和迈克尔，巴勒特等人。

19世纪30年代，在加拿大魁北克的森林深处，一群勇往直前的拓荒者开始了一场漫长而冒险的尝试，法国人建起的魁北克城发展迅猛，在它的北边，沿着萨格奈河，是一片近乎了无人烟的广袤森林，这片资源丰富、环境恶劣的水上，吸引了许多伐木工人和年轻的农民家庭前来。沿着河谷向北，掀起了一股沿萨格奈河溯流而上移民定居的浪潮。这样的迁徙潮不仅仅能够将某些特定种类的人群集中在动荡的移民前沿，同时对于鼓励那些人迁徙的基因，它也能起到凝聚以及协助其扩张的作用。

有时候，基因被动地顺应潮流，这或多或少是出于意外——在领头的迁徙者中，某种基因碰巧很普遍，所以在他们建立起的社区中这种基因也变将常见。这基因并不一定具有某种进化优势，它之所变得普遍是因为许多走在前沿的拓荒者拥有它，并在繁殖过程中加以复制。

但迁徙潮同时也让那些利于迁徙的基因在进化中取得优势。一个著名的，可以说是有点让人反胃的例子，就是南美洲的海蟾蜍。20世纪30年代，这种动物被引入澳大利亚东北部，现在它的数量超过2亿只，在澳洲大陆毎年向前推进50公里。位于最前方的海蟾蜍与其上世纪30年代的祖先相比，腿长了10%，甚至与身后1公里的海蟾蜍相比，也要长出不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些不知疲倦的长腿蟾蜍跑到了前面，这些蟾蜍与其他不知疲倦的长腿蟾蜍相遇、交配，繁殖出不知疲倦的长腿后代，它们继续冲在前面，如此往复循环。

伯尔尼大学的种群遗传学家洛朗·埃克斯科菲耶认为，当年的魁北克伐木者当中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埃克斯科菲耶与同事们分析了魁北克教区数个世纪的出生、婚姻、移民和死亡记录，结果发现那些拓荒者家庭的所作所为和繁衍情况，实际上是传播了那些驱使他们来到边疆的基因和特质。与留守老家的夫妇相比，这些走在迁徙潮前面的夫妇结婚生子更早，仅是这一因素就导致，与留在后方的“核心”家庭相比，这些边疆家庭的子女更多（前者平均每户人家有7.9个子女，后者为9.1，也就是要多出15%强）。由于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也会早婚、多生，所以到今天，拓荒夫妇的后代比核心家庭的后代多出20%不止，这个比例就产生了巨大的进化优势。如此一来就迅速增加了这些家庭的基因和文化在其种群中所占的比例，从而也增加了他们在全北美人中占的比例。

埃克斯科菲耶认为，如果这种“基因冲浪”（一些人给这种现象起的名字）在人类散布全球的过程中频繁发生的话，那些倾向于好奇、不安分、革新和爱冒险的基因就会流传开来。他说，这可能“有助于解释我们人类的探索行为”。因此，探索造就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不断增强和传播那些推动探索行为的基因和特质。

探索还有另一个自我强化的互动关系——基因和化化之间不闹断的对话，通过这种方式，基因决定我们创造何种文化，反过来，文化又决定我们的基因组。

这里说的是广义上的文化——可分享的知识、实践或者人们用来适应环境的技术。这些文化的方方面面之所以存在，就足因为我们的遗传特性进化到一定阶段，它们就在我们手里诞生，而且我们不停地对其进行重塑，同时这种文化反过来也在打造着我们的遗传进化过程。

—个经典的文化与基因互动实例就是一种消化乳糖的基因迅速出现。身体如果缺乏这种因，过了婴儿期就很难消化牛奶；如果有这种基因的话，一辈子都不用担心喝牛奶不消化。1.5万年前，几乎没有人带有这种基因，因为它没什么优势，当时这种基因只是人类身上偶尔出现的一种变异。但1万年前当欧洲早期的农夫开始养殖奶牛（当时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后，这种基因突然使得人们可以一年四季获得可靠的食物来源，携带这种基因的人在食物短缺的时候得以幸存，而其他人则饿死了。这种优势使得该基因迅速传遍整个欧洲，不过在其他地方，这种基因仍然罕见。

几乎在所有复杂的人类行为中，尤其是探索行为，你都能看到这种互动的信号——基因和文化影响彼此的价值，当人类祖先第一次用石头砸开一枚坚果时，她开启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令古姆·努南所研究的基因变得流行起来，这些基因构成了灵活性和想象力的基础。随着灵活性和想象力的权势越来越大，反过来它们又促进文化的发展。努南认为，欧内斯特·沙克尔顿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利用船只文化、工具文化、创新文化和寻路文化（更不用说英国人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去新大陆探险，然后又回到英国，根据戈普尼克的理论，由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其他亲戚齐心协力抚养子女的古老人类文化，令基因的价值最大化，使得大脑有足够长的发育时间。而魁北克的那些拓荒家庭通过建立一种尤其看重好奇心、创新、吃苦耐劳以及愿意冒险的精神的亚文化，同时把建造家园和伐木用的斧头、扁斧、长矛、钩棍，还有出门在外时用的雪橇、四轮马车和独木舟，统统融入重要的体育文化里，从而将他们最不安分的基因和特质传播开来。

库克船长将他的聪明才智和好奇心发挥到极致，带回家一张地图，地图中描绘的是一个此前未知的世界。他的平安归來，丰富了英国的帝国海洋文化；他在由好奇心驱使的冒险旅途中所呈现出的遗传特质也愈显珍贵。

图帕亚又是怎样的情形呢？他的基因和文化与他遇到的那些英国人相比，其进化之路要令人费解得多。其实，波利尼西亚人席卷太平洋，是现代人类走出非洲老家、走遍全球这一运动中一个不合常理的组成部分。

他们的行程始于约6万年前，是人类最早离开非洲、穿越中东、沿亚洲南部海岸线的迁移运动之一。他们只用了1万年的时间，就抵达了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当时因为海平面较低，路途较方便，又过了1万年，这些人就铺开至这片海岛区域（有时被称为近大洋洲）的各处，之后抵达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形成的一串弧形岛屿。在那里，他们停下了脚步。

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研究这场迁徙运动的安娜·达根说，当时，“他们去的那些岛屿一般都是彼此可见的，”也就是说，陆地始终在视力范围之内：前面的岛屿从地平线上升起，身后的岛屿沉入地平线。

但是，船过了所罗门群岛之后，航行数周都看不到陆地。这些近大洋洲人的航海技术和他们的船（可能不过是异常简陋的筏子或者独木舟）都无法应付。所以他们留在原处不动，仅在视力所及范围之内活动。

达根说，接下来的部分虽然得到了绝大多数研究波利尼西亚学者的支持，以及越来越多语言学、考古和遗传方面的证据支持，但还是“存在一些争议”。根据这个“来自台湾”理论，大约在3500年前，这些近大洋洲人接待了来自北方的访客——生活在海边的奥斯特洛尼西亚人在此前1000年离开台湾和中国的南部海岸线，慢慢穿越菲律宾等东南亚的岛屿，抵达近大洋洲。抵达之后，他们立刻与当地土著融合通婚。又过了几个世纪，基因和文化的融合造就了一个新的种族，叫拉皮塔人。没过多久，拉皮塔人开始向东展开跨越太平洋的航行。

他们为什么又开姶东进了呢？这很有可能并非新基因使然。这些到来的奥斯特洛尼两亚人显然并非不安分基因的携带者。亊实上，亚洲人中的7R变体不及近大洋洲人普遍。但这些亚洲人显然带来一些新东西。

“他们带来了更好的船。”达根说。

这已经不是小船了，而是带风帆、悬臂梁的长独木舟，它的航行速度更快，航程更远。有了这种船，奥斯特洛尼西亚人可以在大风大浪中航行。这些船一定令当地人震惊不已。大船所带来的兴奋之情，在今天的波利尼西亚文化中依旧有迹可循；在当时，船主一定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与今天的宇航员一样，这些太平洋岛屿上的造船工匠和海员享有很高的社会威望，不愁婚娶，可以调动各种社会和经济支持，从而创造出满足不安分基因的驱动力。图帕亚带着祖先留下的基因，扬帆向东。

波利尼西亚人建造的那种船，近乎完美地喻示了—个亊实：我们可以通过文化获得更大的能力，它为我们充满韧性的基因组、富于想象力的心智以及聪明的双手，带来了把自然环境中最为强大的力量（比如风、水和浪）从威胁变成机会的力量。对于站在所罗门群岛最东端、晀望着无边大海的拉皮洛人来说，这样一艘船仿佛为他们提供了一双崭新的腿。他们手中握着舵柄，脑海中想着新的岛屿，把环球之旅继续向前推进。

在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遗传学家安娜·达根仅仅是跟我聊起这些船，就感动到不行——虽然她跟我说自己并非肮海爱好者。我们嘴里的这些大船，虽然抽象，却仿佛激起了她内心的航海冲动。

“要是有人驾着那种船靠近海岸，说：‘快看我漂亮的大船，我能远行。’”她沉思道，“我会跳上船的。”